c36c3c32's Xanga

Monday, November 09, 2009

Mon, 09 Nov 2009 16:03:42 GMT

1. delete msn/qq/icq, kick that rubbish contact out of your life.

二．鑿開電視，然後在裡面種一盤捕蠅草，讓杝嚼掉所有垃圾。

3. let your girls/boys go.let youself for your own.

Sunday, November 08, 2009

Sun, 08 Nov 2009 16:47:28 GMT

假若有天我回來了，那就証明我的確離開了。

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真相終

Mon, 28 Sep 2009 12:40:29 GMT

絲：鳴呼！我說不出話。

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

真相終於全面揭開

http://www.1bao.org/?p=555

壹報主人按:

楊繼繩先生授權壹報刊登他的《墓碑——中國六十代大飢荒紀實》的前言,這是在大陸第一次發布,謝謝他對壹報的支持.

壹報主人想在這說幾句話:

一,中國的大飢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公眾,楊繼繩一書用鐵一樣的官方秘密檔案證明這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三百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一千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此書重要貢獻在實證了大飢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系,大飢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僅此書中有明確紀錄的已達三千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大會。

四，中國大飢荒對公眾與歷史的影響超過文革，中國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八年抗日中國死亡人數，大飢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四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

我向每一位有志於弄清歷史的人推薦此書，此書在中國第一次全面揭開六十年代大飢荒之真相，而且在於作者楊繼繩是新華社老記者，92年始領國務院專家津貼的學者，所引用的均是中國官方不公開資料，故謂鐵證如山。

壹報主人首先有對楊繼繩先生的人物特寫，隨後便是此書的前言。壹報讀者在炎炎夏日可得求真之福。

壹報也將衝破一人框架，盡力為讀者引入歷史與文化的多重視角，老記者們的真相發布地。此為嘗試。

憤青不再憤老尤存

http://www.1bao.org/?p=555

翟明磊

2007年10月香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中央電視台一位年輕記者說:“即使是惡心的題目，我們也要用專業的職業水准去完成。”這時，一位老同志大聲評介：“憤青不再，憤老尤存。”

這位老記者就是楊繼繩。

憤老？初次見面，楊繼繩給我的印像是一位和和氣氣，滿臉笑容的“農民伯伯”。腳蹬布鞋，每天爬山比誰都快。

他不承認自己是“憤老”，可著作中充滿憂憤之情。他的《鄧小平時代》在國內出版即遭禁。2004年，《改革時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出版)列入了黑名單，成為進入內地海關必沒收的寶貝。2006年，《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沒上市被令就地封存。甘肅人民出版社冒險出版，18000冊銷售一空，發現後被下令銷毀膠片，受到處罰。

遭禁後，別人是忍了。他卻仗著自己是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宣部設的一千個可以面見部長大人的專家之一。直闖中宣部長劉雲山辦公室，要討個“說法”。劉部長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封信，陳說封書無理，還在網上發表了《一本書的辛酸故事》，批評禁書官員們：“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楊繼繩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堅持講真話，揭露天津經濟地位下降的問題，市委書記李瑞環很惱火，多次批評。李調北京工作後，還念念不忘，他曾對身邊的筆杆子說：“天津有一個楊繼繩，還寫文章反對我，一查——原來是個書呆子！”

沒錯，年紀越大，楊繼繩卻越來越憤怒。

楊繼繩還在浠水第一中學讀書時，他的父親死於大飢荒，村裡的樹己被扒光了樹皮,河水干涸,老人連扒樹皮的力氣都沒有了。1959年四月底的那天，學生楊繼繩知道了父親快要餓死的消息，將三天停伙省下的三斤大米帶回農村家中，煮粥端給父親，此時父親已吃不下任何東西了，睜開深陷眼洞的雙眼,他伸出如同骨骼標本僅附著一層枯皮的手,舉到一半無力放下,低聲對兒子說：“快回到學校去！”父親知道，只有學校糧食是有保障的。

埋葬了父親，楊繼繩只有悲痛沒有憤怒，因為他因為他認為這只是自己家庭的悲劇，與政府無關。他相信“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為中學小報的主編，他滿腔熱情地寫文章歌頌“大躍進”。

清華大學拖拉機制造專業畢業後，一直擔任團委書記的好學生楊繼繩被分到新華社，第一個十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中曾發了十四個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回過頭來，楊繼繩說百分之九十的稿子都是應當燒掉。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楊評價當時《人民日報》： “那時我們都是文奴。”

這個十年楊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寫的是《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經中央批擊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二個十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個十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在權力面前說真話”。

2001年，楊繼繩一面以《炎黃春秋》副社長的身份為中國的民主憲政不停地鼓與呼。一面他花了十年的功夫，調查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作正面報道為掩護，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飢荒的檔案，一路抄寫資料。十年間，他完成白天的任務，每個晚上，除了特殊的日子，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書寫。

2008年5月， 80萬字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紀實》在香港問世。

91歲新聞學者甘惜分戲謔地問：“世界充滿謊言，為何要求新聞真實？”楊繼繩答：“正因為世界充滿謊言，所以新聞必須真實。”

楊繼繩在書中寫道：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

    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飢荒餓死的年份，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份，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年景。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一百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 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飢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公社對人身控制，計劃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前言中，老記者最後沉思：

    （八十年代，鄉親們勸楊繼繩為父親修一個氣派的大墓碑。）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永久的墓碑

《墓碑_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前言

http://www.1bao.org/?p=555

楊繼繩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衝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干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歷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像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伙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游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裡。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裡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裡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系。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像。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干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裡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裡。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裡，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裡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 “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准。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贊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干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像。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松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飢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①[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即大飢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③[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④[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 142-143頁]。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 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像，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飢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干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干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飢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准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飢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飢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飢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⑤”[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⑥[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可是，大飢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飢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飢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飢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飢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近的飢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飢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飢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飢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飢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飢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飢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飢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飢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⑦

[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 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裡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⑧

[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裡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飢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像，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干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干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干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游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 ”（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飢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飢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飢民則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範 ”，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裡，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

[3]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

[4]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142-143頁

[5]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

[6]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7]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8]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Monday, March 02, 2009

Mon, 02 Mar 2009 16:46:46 GMT

加沙在香港，或香港人消費加沙指南

文：Julian．心湖淬筆

（這篇文章是寫得遲了，卻又不太遲，尤其是以色列軍隊這邊廂仍在加沙進行空襲，那邊廂又在西岸城市希伯倫用裝上滅音器的槍射殺示威者的時候。當災難仍未在歷史上結束，簡單梳理歷史立此存照，還是有意義的。）

（圖片引用自Associated Press, 2000，由Laurent Rebours所攝。圖中年僅十三的加沙少年Fares Odeh向正在用真槍實彈鎮壓示威者的以軍坦克擲石。九日後，他被以軍狙擊手射穿頸項死亡。）

以色列入侵加沙，絕對不是第一次；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更加不是頭一遭。1948年，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建立一個名為「以色列」的國家之後，摧毀逾四百個村莊，八十萬阿拉伯裔居民被驅逐出境，經過1967年的六日戰爭，又搶走他們更多的土地。加沙和約旦河西岸這兩塊彈丸之地（注），成為了他們的後人——亦即今日的「巴勒斯坦人」——最後的容身處。最近的加沙災難，不過是五十年來災難的小小延續。

哦。這與香港人何干？

美軍入侵伊拉克，好歹影響油價，油價影響股價，股價影響恆指上落，所以當然與香港人有關——就像阿爺是否放行港股直通車的那種「有關」。巴勒斯坦？油都冇滴仙都唔仙下，死晒都唔關人事啦。

也不止於這種關係的。香港人返工朝七晚十一，加班無補水，特別憧憬暫時停止工作放假外遊。以色列喎，位處中東之餘又夠先進（意謂「給你異國想像之餘又保證不用都市人吃苦」），有耶路撒冷有伯利恆有拿撒勒，身為基督徒的更可追蹤聖經裡出現的地方做其摩登朝聖者，不是很好嗎？唯一不好的是它內外都有回教恐怖分子要戒備，入境審查嚴格，於是網民群起獻計：旅遊要精明，去伊朗之類的回教國家用特區戶照，去以色列就用BNO，海關見到戶照上紀錄良好，我們就輕鬆過關了……

為甚麼沒有人打算問「怎樣去巴勒斯坦旅行」？因為我們是精明的。精明的我們自然不會為何謂「回教」，誰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如何及為何「恐怖」等等問題傷腦筋，更不會突破重重關卡跑到一個危機四伏的地方自討苦吃。搞不清楚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人，在廿一世紀的香港，就算不過人口半數，大抵仍是數以萬計。

＊＊＊

理解，或者可以由類比開始。

假如——這當然是假如——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前的某一年，英國突然宣佈撤出香港，將香港島和九龍交給吉卜賽人建國，因為吉卜賽人在歷史上飽受逼害流離失所，理應讓他們有自己的國家。餘下來的香港人，就以新界作為自己的地方吧！

再往前倒數幾年，原來已有一些吉卜賽人在香港大量買樓買地。起初香港傳媒還為他們托起樓市叫好，逐漸卻發覺勢色不對：吉卜賽人不想香港人在他們的物業居住，他們要建立自己的王國。社會上的族群衝突開始增加，包括流血和不流血的。為了向港英政府施壓，今次在街上放土製菠蘿的不是六七暴動裡的工聯會，而是某些激進的「吉卜賽立國主義者」。

英國的宣言一出，中國聞言大譁，不惜動武保衛中華民族尊嚴，台灣也打破國共藩籬派兵支援。不過，吉卜賽人在美國數以萬億計的軍事援助下，以精良軍備壓倒中台，還順勢北上佔領深圳。數百萬香港九龍的居民被驅逐，有錢的富商巨賈和中產階級到英美澳加移民，沒錢的升斗市民逃往大陸做難民，剩下來跑不掉的惟有避居新界。可是，得到最值錢地段的吉卜賽人還不滿足，不管聯合國提出的「兩國分治」調停方案，繼續吞併新界土地，用軍隊逼遷，用推土機夷平房屋，哪管將人活埋。直至香港人瑟縮在兩個地方：南丫島和沙頭角。

事隔數十年，世人只知地圖上有個繁華小國叫吉卜賽。香港？在甚麼地方？略有所聞——但對歷史無知——的人指著南丫島和沙頭角，說那裡就是「香港」。

在那數十年裡，香港人不是沒有反抗的。反抗的目標也很謙卑：大家老早放棄了趕吉卜賽人出去的念頭，僅僅保住聯合國當年承諾的新界土地、成立自治政府已是謝天謝地。反抗有精神上的，很多上一輩的香港人還留著「祖屋」——從彩雲邨到擎天半島——的門匙。反抗偶爾也有武力上的。彷彿抗日時代再現似的，新界有居民組織游擊隊，從內地走私黑星手槍和AK47作武器，零星襲擊吉卜賽軍的哨站，與抗日時代不同的，是日軍沒有以美製的F16和阿柏奇直升機狂轟濫炸反擊。雙方死亡比率是一百比一。

「中國威脅論」忽然在西方大有市場，美國譴責中國不杜絕中港武器偷運是支持恐怖分子，崇拜李小龍學功夫的是被恐怖主義洗腦，有學者在論文裡研究「香港恐怖主義在四書五經裡的文化根源」，孟子名言「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被說成是鼓吹「暗殺」和「聖戰」。接著，吉卜賽政府以「被危險的華人國家包圍，須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在美國默許下半公開發展核武，成為東南亞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核彈頭在添馬艦基地地底。就這樣，美國在遠東佈下了它控制大中華地區的一枚棋子。

如果以為華人的民族主義像CNN宣傳的那麼強烈，那就錯了。團結往往是大人物嘴上說說的門面話，人吃人的窩裡鬥才是世情常態。湧到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尋找餬口機會的香港人，被刻薄廠商當成廉價勞工剝削，工傷與欠薪無日無之。被公安當游民隨意拘禁、敲詐、驅逐，亦屬家常便飯，下場跟北京奧運前夕的上訪村民眾大同小異。想申訴？我們不是中國國民。想求助？我們是沒有國家的香港人，沒有甚麼「香港駐中國大使館」來打救。

由於中國拒絕向吉卜賽輸出東江水，吉卜賽政府獨佔所有水塘，確保有足夠食水發展他們的大都市還有他們用來招攬遊客的有機農場，香港人則只能自行掘井取水。食水不足，衛生環境自然惡劣，加上吉卜賽軍到處設置路障，又在海上搞封鎖線，醫藥要運到香港人居住區自然十分困難，病人到瑪麗醫院求醫，隨時因為在路障被截停半天而失救，救護車有時甚至在路上被槍擊。基於同一個理由，五豐行早就倒閉了，因為貨車運載的肉類在夏天經不起十小時曝曬，生意做不下去。Pizza Hut倒有本事經營下去的，皆因它現在做的是吉卜賽人生意，入貨和送pizza都沒啥限制，香港人只能看著他們大魚大肉乾瞪眼。順帶一提，吉卜賽比中國和台灣更早落實民主普選，西方國家對此大加讚揚，往往忘了在其境內的香港人政黨被禁止參政。

百業蕭條，工作不免難找。香港人居住區的失業率高達49%，至於綜援當然不存在。那些給香港人的稀少職位當中，有些竟然是替吉卜賽人建屋——在南丫島和沙頭角建屋。有甚麼辦法？活著總得吃飯，縱使要忍受屈辱，縱使要做漢奸。

是的，那些吉卜賽人還不滿足，想踩進香港人最後的土地殖民，到處建立殖民區，剷平香港人的屋來興建他們的屋，其實即使在南丫島和沙頭角也有大半土地已落在吉卜賽人手中。偶爾也不一定拆屋的，不過士兵會隨時以「監視恐怖份子為由」佔用香港人的家，他們自出自入，戶主全家被軟禁。軍方又為每個來南丫島和沙頭角殖民區「開墾」的吉卜賽平民配給一支輕機槍，某次天后誕舞獅，一個殖民者不曉得發了甚麼神經，走到天后廟亂槍殺死二十九個香港人。

辛辛苦苦捱了幾十年，香港人終於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可惜實權仍在吉卜賽手上，上一任特首某年被吉卜賽軍圍困在沙頭角的辦公室，斷水斷電幾十日，一點辦法也沒有。現在有個古古怪怪打著振興儒家文化旗號的政黨，雖然大家心知他們幾十年前靠吉卜賽情報機關不乾不淨的錢起家，但念在他們多年來修橋補路贈醫施藥，反正上次的執政黨又幹不出成績，就投票選他們上台吧。詎料吉卜賽政府轉過頭來當他們是恐怖份子，那個父親曾對港英政府放菠蘿的外交部長揚言「不會跟恐怖份子談判」，又再派兵到南丫島打打打。

然後，你和你身邊的所有人喪失家園；然後，你在難民營等候不知何日才從境外送來的麵包；然後，你目睹鄰居在去年中秋才擺滿月酒的嬰孩於轟炸中被燒成半截人形焦炭；然後，你不知道還有沒有然後，因為下一個可能輪到你。

＊＊＊

看到這裡，大家未必感同身受，或許反倒覺得好笑：怎麼可能呢？這裡是香港！

是的，自然不可能，倒辛苦了實際上浮沉在社會底處的吉卜賽朋友在故事裡飾演壞人。但我們覺得不可能卻不是因為吉卜賽朋友，而是因為我們的集體經歷距離巴勒斯坦的苦難太遠太遠，不足以提供類比基礎。我們記得的最血腥屠殺，是八九六四天安門屠城；我們目睹的最離譜拆樓逼遷，是大磡村利東街以至天星皇后。

可是，故事裡的情節在巴勒斯坦都是真的。

一.　英國將香港鳥和九龍割讓予吉卜賽人——真相是，英國外相貝爾福（James Balfour）在1919年揚言「在巴勒斯坦，我們甚至並不準備徵詢當地居民的意見……四大強權將致力猶太建國運動（Zionism）……而且猶太建國運動，不管對或錯、好或壞，乃源自一個悠久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就當前需要與未來希望來說，都遠比居住在這古老之地的70萬阿拉伯人的願望與偏見來得更為重大深遠」。1922至1947年，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到1947年十一月，美國承接英國控制中東的野心，施壓令聯合國將55%巴勒斯坦土地割讓給僅佔人口30%的猶太人建其「以色列」國。

二.　吉卜賽人放炸彈——真相是，為逼使英國人早日讓其「建國」，以色列立國前有一連串猶太人主導的恐怖襲擊，如綁架勒索，炸毀市集、巴士、警署、酒店和煉油廠。當中惡名昭彰者包括猶太恐怖組織Irgun，即使在以色列立國後依然橫行無忌，光是1948年在阿拉伯人村莊Deir Yassim的一次屠村，他們就謀殺了254個阿拉伯裔婦女和兒童，其餘生還者皆被擄走。

三.　中台聯軍慘敗與美國軍事援助——真相是，阿拉伯多國聯軍分別在1948年和1967年向以色列挑戰，兩次均被快速擊潰，戰爭更被以色列利用為掩飾對內進行種族清洗的煙幕。至於美國歷年給予以色列的軍事及經濟援助，截至2001年為止合共1053兆港元。國際特赦的報告指2002年至今的援助金額為1638億港元，當中九成以上用於直接軍事援助。

四.　深圳被佔領——真相是，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裡乘機奪取原屬敘利亞國土的戈蘭高地，建立多個殖民區，至今仍未歸還。

五.　香港人只剩下沙頭角和南丫島——真相是，約旦河西岸和加沙這兩塊巴勒斯坦人僅餘的土地不獨不大，而且中間被以色列的領土切斷開來，這樣的地理劃分使兩地的巴勒斯坦人難以來往，更難立國。

六.　聯合國承諾香港人的新界土地——真相是，聯合國在1947年承諾給予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相當部份已被吞併入以色列版圖，詳見下圖。

（圖片取自Wikipedia。粉紅色和綠色部份是1947年聯合國181號決議案判給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以色列動武硬搶，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只得到綠色部份。）

七.　一百比一的死亡率——真相是，這差不多是歷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常見的雙方死亡比率。以最近的加沙屠殺為例，當以色列宣稱他們有13人死亡（當中十個是士兵）的時候，根據知名醫學期刊《刺血針》（Lancet）在一月廿五日的統計，事件已令135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當中六成是兒童。

八.　有學者在論文裡研究「香港恐怖主義在四書五經裡的文化根源」——真相是，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本質」拉在一起大這文章的人多得要死，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文化產業，充斥學術期刊與評論雜誌。箇中影響，見諸1995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裡的傳媒反應：人人條件反射地追查事件與伊斯蘭的關聯，但其實兇手是美國白人暨共和黨支持者Timothy McVeigh。另外，FBI在2002年的報告指出，自九一一之後，美國國內襲擊中東裔、南亞裔、穆斯林人士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數字暴升逾1500%。

九.　吉卜賽是東南亞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真相是，沒錯，唯一擁有核武的中東國家不是伊朗也不是伊拉克，而是以色列。

十.　中華民族主義的虛妄——真相是，將阿拉伯人看成鐵板一塊，以為他們本著同胞之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應有權利，那就太天真太傻了。鄰國約旦、埃及、敘利亞在大半個二十世紀都對巴勒斯坦土地虎視眈眈，沒有甚麼誠意讓他們完完整整建立國家。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科威特更是對在它境內討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大加逼害，驅逐有之，拘捕有之，虐待有之，集體謀殺有之。

十一.　吉卜賽政府獨佔水源——真相是，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降雨量不多，水源稀少，但獨佔水源的以色列政府限制巴勒斯坦人用水，每星期往往只供水一天。相對的，以色列剷平多個阿拉伯村莊後建立的集體農場（Kibbutz）——現在是常見觀光景點——卻優先獲得供水灌溉田地，猶太殖民者甚至截斷巴勒斯坦人的輸水管以引水到自家游泳池。尤有甚者，根據聯合國1992年發表的"Water Recourses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報告書，以色列在佔領西岸之初刻意炸毀巴勒斯坦農民在約旦河的140個供水設施，猶太殖民者又建水壩侵吞河水作私用，如灌溉、發電和娛樂。加沙的地下水很多亦遭殖民者排放的廢水污染。另外，所有從外面輸送到西岸和加沙的食水當中，以色列人用掉95.5%，巴勒斯坦只能得到4.5%。

十二.　Pizza Hut得以經營——真相是，在東耶路撒冷的殖民區Pisgat Ze'ev，有一家為猶太殖民者服務的Pizza Hut，其特許經營權由以色列財團Alon Group擁有。其他維持殖民區繼續非法佔用土地的無良企業清單，詳見Who Profits from the Occupation?網頁。

十三.　香港人政黨被禁止參政——真相是，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在今年一月十二日宣佈禁止Balad Party和United Arab List-Ta'al這兩大阿拉伯裔政黨參加二月的國會選舉。幸好高等法院在一月廿一日推翻了這項決定。

十四.　49%失業率——真相是，聯合國確實發現加沙的失業率在去年十二月高達49%。

十五.　為殖民區建屋的香港人——真相是，一月廿五日的《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就報導巴勒斯坦人為餬口不得不在約旦河西岸的殖民區地盤打工，受訪者羞恥到不敢出鏡。

十六.　南丫島和沙頭角有大半土地落入吉卜賽人手中——真相是，約旦河西岸也有大量土地被以色列蠶蝕，見下圖白色部份。加沙的情況稍微好一點，覇佔土地數十載的猶太殖民區在2005年已多數被撤除。

（圖片引用自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網頁）

十七.　天后廟殺人事件——真相是，1994年二月廿五日，美國出生的猶太裔醫生，同時也是以色列在西岸城市希伯倫的殖民者Baruch Goldstein，闖進清真寺用軍方提供的自動步槍掃射正在禮拜途中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造成廿九人死亡（這是以色列政府的數字，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則表示死者超過五十）。有消息指當時有身穿以軍軍服者參與該場屠殺。值得注意的是，清真寺一直落入以色列控制，門前有軍隊設置拒馬，參拜者都要通過金屬探測器證明並無藏械方可出入，但Goldstein當日竟能輕鬆內進。此外，當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經常遭以軍搜身，進佔其土地的殖民者卻歷來獲軍方配給軍火，雙重標準到極點。

十八.　上一任特首被圍困在沙頭角的辦公室——真相是，2002年二月二十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前主席阿拉法特被以色列軍隊圍困在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到二月廿四日將「囚禁」的範圍擴大至整個城市，直至四月廿八日才宣佈「釋放」，儘管實際上阿拉法特的總部從未脫離武力威脅。證據是以軍在六月六日和九月十九日再度圍攻那裡，輕鬆炸毀數棟建築物。

十九.　打著振興儒家文化旗號卻收吉卜賽情報機關金錢的政黨——真相是，以激進伊斯蘭形象示人的哈馬斯，雖然在1987年才正式以政治組織形式成立，但作為宗教及福利組織的它本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自七十年代已收受以色列軍方資金，並於1978年在以色列註冊。除了親自出資扶植，以色列也不限制哈馬斯接收境外資金。之所以這樣大方，皆因當時以色列想挑起巴勒斯坦人內部分化，藉宗教勢力打擊正在崛起的世俗民族主義運動，尤其是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個策略非常成功，哈馬斯和代表巴解的法塔赫已經造成巴勒斯坦的政治分裂，現時兩者各據加沙與西岸。

二十.　恐怖份子後人出任高官——真相是，那個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矢言「我們不與恐怖份子談判」、堅拒與哈馬斯和談的以色列外交部長Tzipi Livni，其父Eitan Livni正是貨真價實的恐怖份子頭目，曾擔任猶太恐怖組織Irgun的行動主任，策劃1946年耶路撒冷大衛王酒店的炸彈襲擊，連一些猶太同胞亦受波及而死亡。這位聲稱"There is no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的Tzipi Livni，由她出任黨魁的前進黨在二月的大選裡成為國會的最大黨派，但相比第二大黨利庫德黨，其實大有可能當上下一任以色列總理的她已經不算好戰。以色列政局之凶險，可見一斑。

二十一.　被燒成半截人形焦炭的嬰孩——真相是……不說了，不忍說下去。白磷彈無法撲滅的化學火燄造成何等罪孽，這段片子說得太鮮明了。

＊＊＊

真的又如何？那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新聞，可有可無的冷知識。英國BBC拒播巴勒斯坦紀錄片，群眾上街抗議。在香港？一開始就沒有電視台想過播放這些東西。

英國人的反應可以理解，且不論BBC主管Mark Thompson與以色列過從甚密，他們的國家對巴勒斯坦人當下困境本來就有歷史責任；美國人的反應可以理解，上街抗議CNN之流的傳媒扭曲事實是當然的，他們的國家——不是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的頭號壓逼者；拉丁美洲人的反應可以理解，美帝在他們的土地經濟剝削、暗殺政要、策動政變、破壞環境逾百年，自然與巴勒斯坦人同仇敵愾；以色列人的反應更加可以理解，他們是人，不是魔鬼，天天看著自己的國家在眼前殺人放火，總有醒悟的時候，拒絕在加沙和西岸服兵役的猶太人一再出現。

他們與巴勒斯坦人民之間，都有實在的因果絲線彼此牽連，我們呢？本著人道精神，捐錢吧，多看外國新聞關心吧。良心的滿足過後，善款最終用在哪裡，看過新聞應該有甚麼行動，我們一無所知。

不追問行為的影響，不追問與他人的關係，但求一己剎那間的欲望滿足，是為消費。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出於娛樂需要的消費，出於宗教想像的消費，抑或是出於良心的消費，全都是一樣的。慈善團體、人道組織和戰地記者是提供「良心商品」的代理人，一如旅行社是販賣中東旅行團套餐的代理人。對於未能擺脫營營役役命運的小市民而言，放下生計親自到異國服務是太奢侈了。畢竟，現在是連大學生也要被企業以「實習」之名用四千元海嘯價買回來勞役的年代。

因為在地的剝削，所以我們與全球隔絕；因為與全球隔絕，所以我們需要專業的代理人，而代理人的存在又反過來鞏固了這種隔絕——在打破隔絕的結構之前，我們與加沙人民的關係，只能是消費關係，無奈地。

＊＊＊

重點是該怎樣消費。

假如在地的剝削是隔絕的根源，最有效最合理的消費，就是挪用巴勒斯坦的經驗，為在地的解放注入力量。

先是鄂圖曼帝國，再來是大英帝國，然後是美國和以色列。經歷多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依然堅持民族獨立運動，這種精神大概是十多年內就把「收返香港」改稱「回歸祖國」的香港人難以理解的。祖屋鎖匙有甚麼好保留的？政府要拆樓收地搞重建，沒本事另覓新居是你自己無能，別阻礙「經濟發展」。做地產經紀炒高樓價害同胞沒屋住，做公關高手為害同胞沒工開的無良企業塗脂抹粉，做警察捏造罪名嫁禍良民害同胞有冤無路訴，統統沒有甚麼大不了，總之搵到食的就是叻仔，領綜援的才是寄生蟲，像為了餬口協助猶太殖民者建屋的巴勒斯坦人般慚愧得不敢見人？大可不必。大學上下只愛英文和普通話，有教員在課室裡向學生宣稱「廣東話是下等人的語言」。著眼本土利益、要讓本土人看得懂的本土研究？呵，你是不想要學位吧。

香港人是不是一個「民族」，無疑大有商榷餘地，但我們肯定欠缺「同胞」層次的憂戚與共，也沒有集體的尊嚴——除了對內地窮人展現的涼薄嘴臉。一旦經濟危機剝下了身上的鍍金，財富縮水的我們還能靠甚麼為自己定位？一無所有的加沙人民，尚且有勇氣向壓逼者的坦克手持飛礫而起，香港卻有一大票人連參加遊行甚至聯署也畏首畏尾。

或者，加沙人民並非一無所有，至少他們擁有我們沒有的寶物。

注釋：
加沙的確是彈丸之地，面積只有三分之一個香港，人口近一百五十萬。

異議聲音

Sun, 01 Jun 2008 14:19:19 GMT

六月三日
八時九分
異議聲音
（請把此呼喚洐生﹑廣傳開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黨中央調動非北京軍區的解放軍裝甲部隊開入北京城，軍隊在長安街頭亂槍射殺前來攔阻北京民眾。

　　這漫長的十九年過去了，那時候的孩子都經已長大成人了。而我們都知道，軍政權侵害手無寸鐵的民眾的事情，每一天都永續地在共和國上演著。

　　鳴呼！請問我還能夠說什麼？

　　我以稻子之名，邀請你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到來尖沙咀文化中心，「自由戰士」(註)像所屹立的廣場上，進行一場非中心的集結。

　　請以你所能夠想像得到的任何方法，甚至你所不能夠想像的任何方法，一同把自由交還給自己。

　　也使異議的聲音得以結聚﹑聯合，滋生那股嘗試與「現實」抗衡的力量。

　　自由呵，自由！

　　（請把此呼喚洐生﹑廣傳開去）

共和國難民．稻子　字

註：該雕像的名字被政府當局詮改為「翱翔的法國人」。

Wednesday, May 21, 2008

Wed, 21 May 2008 07:02:22 GMT

搬遷通告：

呢個xanga正式收皮，

我會借住麻絲那邊，

組成聯合xanga，

大家其實可以直接bookmark

www.xanga.com/maa_c，

歡迎不斷留意。

Wednesday, May 07, 2008

Wed, 07 May 2008 05:26:47 GMT

奧運就是最好的理由

「國醜不得外傳，為了國家的面子，就只好犧牲你了」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每天都有數之不盡的侵權事件發生。比如操縱選舉﹑違法征地﹑拖欠工資﹑暴力執法等等，而案件往往會因為法院和權貴們「一家親」而得不到公正的裁決。於是，民眾討回公道的唯一法門就看來就只有靠中國憲法第41條賦人民的上訪的權利(1)去「上訪」了。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全國就有超過一千萬的上訪者。

今年2月，維權網(2)就發表了一份名為《血淚上訪路－－行使憲法申訴權訪民遭打壓，為奧運清理京城當局無視人權》的調查報告(3)。這份長達四萬多字的報告，深入地為我們說明了上訪者長久以來的處境：

「上訪者經常遭受地方政府的截訪以及北京警方的抓捕。地方各級政府為了政績或者出於掩蓋罪行的需要，往往派員長駐北京搜捕﹑綁架從當地前來的訪民，抓到之後就將他們關押、毆打、遣返，許多地方政府還在北京專門設置“黑監獄”用於迫害上訪者，有的上訪者就在“黑監獄”中被打傷、打殘、甚至被打死……而隨著中共十七大及奧運的舉行，北京當局對上訪活動的打壓則不斷變本加厲……北京警方大舉掃蕩上訪村，抓走大批上訪者，或將他們送入拘留所，或將他們交給地方截訪人員。這些被抓的上訪人許多在被送回後分別被處以拘留、勞教、判刑，有的甚至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醫院。」

奧運成為了北京政府最好的理由，左一句為奧運清理市容，右一句保障奧運安全，就公然從各地調動截訪和公安人員進京，加強對上訪者的打壓，四出破壞外國記者的採訪。「毫無疑問，訪民的基本人權成了奧運的犧牲品……奧運為踐踏訪民權益提供了合法外衣。」

今年2月27日，就有12709位中國訪民聯名致信全國“兩會”，訪民在信中說：

「在中國即將迎來舉世矚目的奧運會之際，我們這些深感人權被侵害而又無法找到相應救濟的訪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連基本的人權都不能保護，那顯然不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而生活於其中的人也不能稱為現代文明意義下的人，甚至都不能稱為完整意義上的人，而奧運會應該是文明規則下的文明人類的競技游戲，那些沒有現代文明精神的國家顯然是不配參與其中的。作為舉辦這屆奧運會的東道主國家的公民，我們希望自己擁有完整意義上的文明人類的人權與尊嚴……」

「為了讓世界人權也包含中華民族，為了讓《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不至懸空，為了讓胡錦濤先生的口號得到兌現，為了讓我們能有尊嚴地享受現代人的稱謂，為了讓我們能自信地參與奧運的慶典，也為了讓中國的人權災難從此終止，我們強烈呼吁“還我們權利與尊嚴”。」

不過，就在這封公開信發出的九個小時之後，發言人之一的湖北訪民王桂蘭在位於北京的住處被湖北省公安廳的警察抓走，至今下落不明。

註釋：

(1)中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2)一個國內維權訊息網站。網址：http://www.crd-net.org/

(3)報告分為上﹑下兩個部份，網址：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802/20080207225132_7506.html

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802/20080207230035_7507.html

關於周雲蓬

Wed, 07 May 2008 05:21:10 GMT

今天晚上有幸跟周雲蓬吃飯。

席間，他講了一句非常真確的話：

「世界就像一盤水那樣。如果水被污染的話，你要你自己的一部份變成清水是不可能的。」

之後我們送他回旅館，三木問他要不要跟大家再多聊一會，他就用手指探摸手上的盲公竹，很可愛的說，還是多聊一會吧。於是我們就到周近的酒吧喝酒。

雲蓬跟我一樣，都抽煙。可是他比我自由。因為我們這些正常人，是用眼睛來辨別自己要抽多少的，我們一般都會把整根煙都完全抽掉，覺得不要浪費，往往就不必要地多抽了。可是雲蓬看不到，他不知道煙還有多少，他憑自己的需要來抽，只要在燒到手指之前把煙拋掉就可以了。所以他在某個意義上比我們自由，他沒有我們的這種束縛。

一些我們不一定能看得見的

Fri, 02 May 2008 19:15:18 GMT

中國城鎮貧困人口超過
46,100,000人

單單是興建奧運場館中國政府就花費
18,700,000,000元人民幣

中國政府大興土木，打造「新北京」，花費
281,300,000,000元人民幣

珠江三角洲每年工傷斷指
80,000多宗

全國各地上訪者數目超過
10,000,000人

因為興建場館北京城遭受強制拆遷
1,250,000人

Tuesday, April 29, 2008

Tue, 29 Apr 2008 19:05:28 GMT

http://i168.photobucket.com/albums/u195/wongsauyan/support%20olympic/worker20.jpg

http://i168.photobucket.com/albums/u195/wongsauyan/support%20olympic/internet.jpg

http://i168.photobucket.com/albums/u195/wongsauyan/support%20olympic/killingcopy.jpg

http://i168.photobucket.com/albums/u195/wongsauyan/support%20olympic/angrykid.jpg

http://i168.photobucket.com/albums/u195/wongsauyan/support%20olympic/talk.jpg